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发源于福建泉州,用泉州闽南语演唱,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汉族古乐。南音的唱法保留了唐以前汉族古老的民族唱法,其唱、奏者的二度创作极富随意性。“南乐”乃就流传地域而言,“弦管”指南管音乐以丝竹箫弦为主要演奏乐器,古代大多称“弦管”;“郎君乐”、“郎君唱”指的是南管乐者祀奉孟府郎君为乐神。还有称“锦曲”、“五音”等。


       南音起源于前秦,兴于唐,形成在宋,是全中国最古朴的乐种之一,南管的演奏上保持在唐宋时期的特色,例如南管中主导乐器——琵琶,未随时代演进,仍保持唐时的大腹短颈,弹奏上还是用横抱拨弹。其音乐主要由“指”、“谱”、“曲”三大类组成,是中国古代音乐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大乐种,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南音”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在汉代,张衡《南都赋》云:“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高诱注曰:“南歌,取南音以为歌也。”“南音”文献有载。《吕氏春秋音初》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南音。”从“侯人兮猗”与《楚辞》体式相类来看,南音主要应指楚音,也很可能包括长江下游的吴音和越音。


        南音所用的主要乐器洞箫又称“尺八”,十目九节,其长0.6米,延用唐箫规制,声韵浑厚深沉。前几年日本“尺八”演奏团来泉州访问,就是自称要来“尺八的故乡”寻根觅源的。演奏南曲的琵琶(南琶),弹奏时采用横抱姿势,与竖抱的北琶迥然而异,却和泉州开元寺内的飞天乐伎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造型十分相似。南音的二弦与魏晋“奚琴”相似,拍板与唐以前的“节”相同。而用闽南话演唱南曲,其中就有许多中原古语的词汇和音韵完好地保存至今。


        《中国音乐词典》载“南音”条目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①周代的南方音乐,简称“南”。②先秦已视作古乐的“南音”。③即“福建南曲”。④曲艺的一种,用广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百多年历史,以清唱为主。由此可见,南音、南曲之名古已有之,专指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的音乐;而“南音”又在一百多年前已为广东的地方民间音乐所名。


       泉州南音由“大谱”、“散曲”和“指套”三大部分(俗称“指”、“谱”、“曲”)构成完整的音乐体系。“指”,即“指套”,亦称“套曲”,是一种有词、有谱、有指法(即琵琶弹奏指法)、比较完整的套曲。每套套曲由两首至七首散曲组成,以音乐的“管门”和“滚门”归类编成套,共50大套,主要有《自来》、《一纸相思》、《趁赏花灯》、《心肝拨碎》、《为君出》5套。“谱”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附有琵琶弹法,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没有曲词,以琵琶、洞箫及二弦、三弦为主奏乐器。每套包括三支至十多支曲牌,共16大套。内容多为描述四季景色、花鸟昆虫或骏马奔驰等情景,其中著名的有“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4套。“曲”即散曲,又称草曲,只唱不说。有谱、有词,一般由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等四件主要乐器伴奏。



        据学者研究考证,从南音的曲牌名称、格调韵味和所用乐器的制造特点、演奏姿势等方面看,都足以说明南音与唐宋大曲、法曲、宋词、元散曲有着密切关系,“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它保留着唐宋古典曲牌,有浓厚的中原古乐遗风,间或融入某种异域情调。


        泉州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两千余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南曲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


       它汇集了盛唐以来中原雅乐之精华,后来又吸取了元曲、戈阳腔的特长,并与闽南的民间音乐融会一体而逐渐成为词曲清丽柔曼、旋律**深沉的美妙乐种,尤其长于抒发乡人思亲、游子怀乡的真挚情怀,那如怨如慕如丝如缕的声音,犹如南国夏夜的玉兰花香,一阵阵沁入人们如痴如醉的心田。由于南音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曲调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因而在闽南和海外拥有众多的知音。


        南音至今保留着“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形式。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行,南音也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流传到东南亚,远达欧美。



       南音曲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抒情、写景、叙事三类。,主要取材于唐传奇、话本和宋元及明代戏剧人物故事,其中《山险峻》、《出汉关》、《共君断约》、《因送哥嫂》等曲目广为流传。



       泉州南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闽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闽南人聚居之地几乎都有民间南音社团。除了在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港、澳、台地区以外,泉州南音还流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对增进民族认同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古乐的许多遗响与南音有相似之处,如先奏的五音之乐、音阶与宫调理论;宫角绕商等多重角的旋法特点;汉代的谱式记号及汉蔺相和歌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演唱演奏形式;清商三调、相和五调等等均能在南音之中找其踪影。(拙挫文:《南音标准音诸问题》对以上现象已作了详细诠释,此文故之)难怪《泉州府志》载有明万历年间的晋江寒儒苏浚作诗云:“满径苍苍烟雨突,长空浪卷晓云沈。江头不断清商曲,留得春风与客心。”苏浚是位南音爱好者,他所指的清商曲若不是南音又能是什么呢?因此,古时泉州南音很可能也有清商曲之称谓。


         相关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南音的保护与弘扬,将其摆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2002年,泉州市启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南音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工作,并把申报的过程作为保护与弘扬的过程,如制定实施泉州南音艺术保护与振兴的决定,开展南音社团的普查和南音专业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与报批,支持文化部门出版或发表一批弦管典籍与研究论着,等等。泉州市政府投资建设的泉州戏曲、南音陈列馆和泉州南音艺苑已先后落成启用;专业团体和民间社团也多次晋京和出境、出国交流与演唱,产生良好的影响。


        梨园戏的产生不仅丰富了南音的“指”与“曲”内容,同时通过演出实践而对南音的撩拍、乐器、定音等方面作了发展。撩拍方面由原来二分音符为一撩而紧缩为四分音符为一撩;乐器方面则由品箫代替洞箫;定音方面也由“以工为商”为标准音的洞管定音法,一改为“以×代工”的品管定音法。由于南音与梨园戏在历史长河中互为渗透吸收,互为交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从某方面而言,梨园戏对南音所作的改革更贴近现实生活,群众也更乐意接受,这无疑起到完善南音和充实南音的作用,让南音艺术更具生命力。


       闽南的其他地方戏曲,诸如提线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甚至芗剧(歌仔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从南音中吸收养分来丰富自己,如歌仔戏最富特色的大广弦,不就是从南音二弦演化而来的吗?同样,闽南诸剧种在面向民众的演出过程中又不断地丰富了南音,实践了南音,让南音更贴近群众、更深入人心,而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